我國遠洋漁業發展始自上世紀80年代。40年來，我國始終秉承合作共贏、安全穩定、綠色可持續的發展理念，深化遠洋漁業對外交流，嚴控發展規模，強化規范管理，推進轉型升級，取得顯著成效。但與發達國家相比，在裝備水平、漁業資源探測能力、科技對產業發展的促進上，仍有一定差距。
當今世界，遠洋漁業資源開發呈激烈競爭態勢，發達國家遠洋捕撈越來越依賴于技術、裝備、信息等一體化系統支撐，裝備趨向大型化、信息化和節能化，大型漁船長度達百米，噸位上萬噸，并配備先進探測及漁獲處理系統。一些發達國家已擁有先進遠洋漁船，實現了自動化捕撈、精準導航和高效冷藏保鮮，遠洋漁業覆蓋全球多個海域。相較而言，我國漁船設計水平、裝備自動化程度還存在差距，老舊漁船占比較高，遠洋作業漁船90%以上為中型漁船，專業遠洋漁業運輸船缺乏，裝備制造“卡脖子”問題制約了產業競爭力的提升。
針對相關海域主要經濟魚類資源過度開發利用問題，發達國家普遍重視漁業資源調查監測和管理。挪威、俄羅斯、美國、日本等國每年在相應海域進行漁業資源調查，采用衛星遙感、聲吶探測等先進技術精準評估資源，在調查基礎上，建立完善的漁業資源數據庫和以資源研究、海洋生態系統動力學為基礎的管理體系，資源量評估結果為漁業資源合理利用及配額談判提供科學依據。我國在遠洋漁業資源調查監測研究方面，尚有薄弱環節。比如，對全球海洋生物資源開發程度較高的海域關鍵經濟魚種的資源量、分布等，系統研究不夠；資源探測技術和數據積累存在不足，捕撈效率不高；等等。南極磷蝦合理的年度可捕獲量近億噸，日本、韓國、挪威、美國等國年產量約15萬噸，我國僅約1萬噸。
整體來看，發達國家遠洋漁業產業鏈長，企業規模大、研發投入高，海產品加工程度高，行業標準和認證體系完善，品牌和市場渠道優勢明顯。我國遠洋漁業企業規模較小，且資金、技術、人才實力較弱，創新能力和抗風險能力不強。大多數企業加工、出口能力不足，配套產業及設施尚不健全。
當前，全球人口增長和消費升級帶動優質海產品需求增加，特別是新興市場國家的興起，使得海產品進口上升，為遠洋漁業拓展了市場空間。與此同時，國際漁業治理格局深刻變化，給遠洋漁業帶來新的機遇和挑戰。
在全球漁業治理框架下，我國與世界主要遠洋漁業國家的合作進一步加深，為深化漁業治理和參與國際規則制定及資源分配提供了新機遇。公海和專屬經濟區漁業資源開發潛力巨大，加強雙邊和多邊合作，將為遠洋漁業開辟新領域。隨著各國科技交流與合作不斷深化，人員往來日益密切，為遠洋漁業技術創新與裝備升級帶來新動力，數字化、智能化技術迎來廣闊的應用前景。此外，遠洋漁業產業鏈不斷延伸，催生新產業、新業態，如水產品精深加工、現代冷鏈物流、海洋生物制品等，為漁文旅融合發展帶來更多機遇。
適應國際漁業治理新要求，結合自身發展需求，可從以下方面協同推進我國遠洋漁業更好發展。
一是加大科技投入提升裝備水平。加快培育大型遠洋漁業企業，整合政府、社會資本等多方資源，多元投入推進漁船信息化、智能化改造。支持科研機構與遠洋漁業企業開展深度合作，推動新型數字技術在遠洋漁業領域規模化應用，加強世界主要海域漁業資源調查與監測，為生產管理和資源養護提供科學和數據支撐。二是優化現代交通、物流與遠洋漁業市場格局。在海洋與漁業大省打造集捕撈、加工、流通、貿易于一體的現代供應鏈，發揮現代物流優勢，高效對接消費市場，線上線下同步拓展國內市場，同時打造遠洋漁業產品出海矩陣。三是文化賦能產業發展釋放新動能。推動漁文化與遠洋漁業深度融合發展，打造遠洋漁業數字博物館、風情島等城市地標，開發以漁文化推介、漁村食宿等為主的旅游項目，漁文旅融合助力遠洋漁業高質量發展。四是深化國際漁業合作。踐行共建“一帶一路”倡議，積極參與全球漁業治理，不斷鞏固多雙邊政府間漁業合作機制，助力合作國家和地區漁業發展。深入參與區域漁業管理，與各成員共同促進和提升區域漁業治理水平。
（本文來源：經濟日報 作者系農業農村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 陳潔）
